清明忆父
夏天,黄昏的时分,闷热丝毫未减,七八个大大小小的孩子手里举着网子或是竹制扫把在屋后的操场上追逐着,扑打着上空低低盘旋的蜻蜓,这群孩子里少不了我和哥。
哥!哥!看!我抓住一只。
我兴奋的大叫。哥哥跑过来检验我手里的蜻蜓,被我抓住翅膀的蜻蜓用尽全身的力气挣扎,六只细细的腿无助的在空中抓挠,哥小心翼翼的接过蜻蜓放进塑料口袋里。我们用扫把扑打蜻蜓,没有那种又轻又高的网,只有大宝二宝家有。
“小鹏——,小莹—— ”最后一个字拖得老长老长的,这是妈妈从简易平房里出来叫我们回家吃饭了。
往往这个季节家家都是在房子的外面支个半大不小的矮桌子,把饭菜放在上面,一家人坐着小凳子围着饭菜吃起来,妈和爸的饭桌话题在我的印象中似乎总是围绕着工资级别,三十七块一毛二是我经常听见的数字,那是妈妈拿了多年的月工资,后来也听过三十九块一毛八分,四十三块…我抬头看那几只放在纱窗上的蜻蜓,它们看着窗外的天,哥哥说蜻蜓可以吃家里的蚊子,但晚上我还是会被蚊子咬。
晚饭后的时间,总是很慢长,哥哥又派我去偷看大宝家有没有开电视,每次我都害怕干这个差使(虽然电视对我的诱惑巨大),通过门上老式的钥匙孔,我可以看见黑白电视忽明忽暗的光,哥等着我回来,期待的目光询问我结果,然后,哥哥会很不自然的去叫大宝家叫他们出来玩,眼睛却目不转睛的看着电视,大宝妈不声不响的搬出小板凳让哥哥坐下,知道哥哥被留下看电视了,我就能以找哥哥的借口也去看电视,一旦坐在了小凳子上,时间就像流水一样飞逝,小兵张嘎,李向阳,刘胡兰,这些英雄人物让我们变成了当时的追星族,哥哥和我完全沉浸在那些百看不厌的老电影里,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回家,这次又被大人催了又催,才离开大宝家,见我和哥哥回来,爸爸已是气急败坏,忍无可忍了,还没说几句就狠狠的抽了哥哥一记耳光,我吓得躲在一边,哥哥的鼻子流血了,殷红的血缓慢的流下来,滴在光滑的水泥地上,刺伤了我的眼。夜里闭着眼装睡,听见妈妈压抑的哭声和爸爸的叹气声。黑暗里,蚊子围绕着我的脸发出嘤嘤的试探声,我一动不动。
鼻血事件后的一个星期天的上午,爸嘱咐哥看好我,骑着借来的小三轮带上妈出去了,没有大人在,我和哥哥在大院里和其他的孩子疯玩将近中午,邻家的孩子冲我俩喊:你爸回来了!我和哥哥像箭一样冲回家,外面的孩子又大叫:大鹏家买电视喽——我俩又半信半疑的往外跑,可不是吗,一群孩子围着三轮车,爸爸骑在车上,妈妈像照看婴儿般的手扶着电视,虽然电视机外有包装箱裹得很严实,但是妈妈还是没有和电视一起坐在车上,估计是从商场扶着电视走回来的,哥哥和我的脸上流露着抑制不住的自豪神情,这种优越感是我们从前没有过的,哥哥幼稚的认为他的鲜血像电视里的英雄一样没有白流,长大后从母亲那里知道那是父亲借了钱才买来的9寸电视,很长时间才把钱还上。
我们住的这排筒子房听说是过去日本鬼子为了饲养军马而让中国劳工盖的马厩,每间房子都有两个拴马的柱子,与屋顶连接起来,后来经过简单维修就当了现在随军家属的宿舍,这种房子的窗台离地面很近,窗户不大,也不起眼,但自打有了这台电视机,我家的窗户算是最吸引孩子们眼球的地方了,一到傍晚,孩子们吃完饭就到窗外坐等,爸爸会在窗边放上桌子,把电视机面向窗外摆在桌子上,电视声音放的大大的,一大堆大人孩子嘻嘻哈哈的看节目,那是我和哥哥最高兴的时候,再也没有谁会有低三下四的拘谨感觉,大家都是坐在窗外,想看就看,不想看就走,甚至大宝二宝也愿意和我们凑热闹,节目终了,大家一哄而散。这段光阴持续了不长的时间,各家的电视机也就陆续登堂入室了。
父亲去世的时候,那台曾经给我们带来快乐的电视仍在家里,只是“下岗”很久,取代它的是色彩丰富的彩电了。
一个夏天傍晚,和孩子散步,来到一个将要施工的空地,地上杂乱长着半人高的野草,湿热的气息伴着草的青涩味道。“妈妈,看!红色的蜻蜓!”顺着女儿手指的方向望去,落日的余晖映照着飞来飞去的蜻蜓,染红了它们小小的身躯,女儿跑过去和蜻蜓嬉戏,仿佛就是当年的我。恍惚中,似乎又听见母亲呼唤我们的小名、看见父亲操劳的身影。
清明将至,写此文怀念十年前离开母亲和我们兄妹二人的父亲!
2006年3月25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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