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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许英雄有不同表现——常鹏总裁

2013-07-22 来源:常鹏

     一个群体、一个组织、一家公司,在追求群体文化、组织文化、公司文化的过程中,很容易党同伐异,容不得组织内有不同意见、不同声音、不同表现。或者,领导者按自己所能达到的境界要求每一个下属,责备求全。凡英雄者,不可能一个模子出来,不可能用同样的方法干同一件事情,不可能拥有完全一致的价值观。因此,保持最主要目标的一致性的前提下,保证大政方针基本统一的前提下,要容许英雄有不同的表现。
     汉初三杰,张良博浪沙椎击秦始皇后,尚以为不够大勇,而后以推翻秦政治为目的,功成身退,不再“恋栈”,何其勇敢,何其潇洒?!何曾闻张良耻笑韩信:“胯下之辱君亦受之乎?”萧何矜矜业业,楚汉相争之时筹措军需和后勤,汉朝立国之后致力于帝国的长期治理和相位职责,虽遭疑忌自污而不改其志,是历代首相的榜样,“萧规曹随”也是千年的美谈。如用“恋栈”讥讽萧何,恐怕其很难开脱。此外,陈平有窃嫂之讽,然安刘氏者陈平,周勃、灌婴虽诋毁陈平,不影响高祖对三人的各自妙用。大汉开国之时恢宏的气势源于不拘一格取人才:选人、用人、约束人,自成汉家体制。既要讲“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又要讲“疑人要用,用人要疑”,今天国人之称“汉族”,绝非偶然。
     大唐贞观十七年(643年)二月十二日,太宗感念开国功臣,命阎立本在凌烟阁内描绘了二十四位功臣的图像,褚遂良题之,皆真人大小。内既有参与玄武门之变的心腹猛士尉迟恭、程咬金;也有其父李渊的旧部刘弘基、段志玄、殷开山——太宗不单以自己的山头而论;也有没参与玄武门之变、以大臣而非家臣自重的李靖、徐茂公和侠义重礼的秦琼——太宗不以私害公、挟私害公;更有反迹已泄的侯君集。后人无限追崇太宗的博大胸怀。在演义中,程咬金曾在关键时刻横刀立马,也有爱占小便宜和糊涂的毛病;曾不顾一切地去救薛仁贵,又毫不客气地在为薛仁贵修建平辽王府时贪污三万两。以演义版而论,少了程咬金,则只剩下神出鬼没的智谋和只知道打仗的猛将,少了许多草莽英雄率性而为却终成正果的情趣。太宗恢宏的气度,决定了其“谋士如云,猛将如雨”的大唐壮阔局面。
     英雄之才,自然有英雄之气,必然在某方面特别突出,有过人之长。因此,做领导者需有不拘一格识英雄的慧眼,在英雄草莽之时即多加关注,悉心调教,以期达事半功倍之效用。既然有英雄之气,必然有其短处,如能助其克服短处,则有半师之德,而使英雄也更进一步。如其短日深已无可克服之可能,则扬其长而避短,使其各得其所。
     识英雄之短,是约束英雄的重要手段。有的英雄如养虎,不饱则伤人,领导者亦应投其所好,使其饱满前行;有的英雄如养鹰,饱则颼去,领导者则需节制有度,使其缓缓修炼;有的英雄逐名,有的英雄逐利,有的英雄追逐理想。做领导者不可使英雄之短成英雄之觞,不可不加约束,使所有的好事落在同一人头上,使英雄认不清自身或骄狂自大、野心勃勃,或沉迷安逸、迷失方向,以致陨落。
作为领导者,选人要有器量,不可责备求全,否则局面自然狭窄,用人时捉襟见肘。用人要知人善任,与英雄共苦乐、共成长。约束英雄要智谋深远,抓住重要的事件教育一批人,领导者要有勇气以坦荡的胸怀接受一些突发起来的坏事,并努力让坏事变好事。
     太宗《赠萧瑀》云:“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勇夫安知义,智者必怀仁”。治理一家组织或一家公司,复杂程度远不可比一个数百年的封建大王朝。历史留名是大浪淘沙的结果,当代中国任何一家成功的公司,囿于其面对的挑战和困难的严峻程度、时间跨度的大小,其领导者所取得的成就都很难与这些前辈先贤相比。因此,史书中的榜样的含金量是很高的。读点史书,向前辈先贤学习,找到各自的榜样,是一种提高自我的捷径。
     孟子云:“吾善养吾浩然正气,虽万千人吾往矣!”读史反面观是勾心斗角,正面看则可养正气、辨是非、增智慧。如果集团内能有两三位领导者学到了唐宗宋祖的胸怀气魄,则自然公司业务能提升到一个新层面;魏征忠贞直言,郭子仪受命不返家、罢职不怀怨,尉迟恭、秦琼勇猛无俦,李靖逐求理想与淡泊,如果中高层以上领导能窥其一斑或学其一爪,则所用终身。
     搭起大舞台,要容许英雄有不同表现,从而开创恢弘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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